近日，芬兰赫尔辛基新儿童医院的Riitta Turunen及其研究团队利用芬兰全国性出生队列，探讨了母亲糖尿病和超重与子代CHD的关系，发现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CHD风险增加277%有关，其中大动脉转位风险增加639%；母亲超重与子代左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28%有关。[1]，研究发表在JAMA Network Open。

研究数据来自芬兰出生登记册，包括芬兰2006年至2016年出生的所有儿童及母亲，主要结果是儿童孤立性CHD，定义为诊断出1种或多种CHD但并未发现染色体畸变、综合征或其他任何主要心外异常。孤立性CHD根据解剖学特征分为9种：房间隔缺损、室间隔缺损、其他间隔缺损、大动脉转位、左心室流出道梗阻、右心室流出道梗阻、肺静脉异常、胸动脉和静脉异常以及复杂缺损。孕妇BMI分为体重过轻（＜18.5）、正常（18.5-24.9）、超重（25.0-29.9）和肥胖（≥30.0）。

研究最终包括620751名儿童，51.0%为男性，10254名（1.7%）患有孤立性CHD（男性占比48.1%）。

在研究期间，孕妇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有所增加，而随着BMI增加，妊娠期糖尿病患病率从2006年的10.3%增加至2016年的19.2%，2型糖尿病患病率增加至0.3%，1型糖尿病患病率稳定在0.7%左右。

根据孩子的出生年份进行调整后，与母亲没有糖尿病相比，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CHD风险增加303%有关，2型糖尿病与子代CHD风险增加87%有关，妊娠期糖尿病与子代CHD风险增加8%有关，而与母亲BMI无关。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中，母亲患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依然与子代CHD风险增加277%和92%有关。

亚组分析显示，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大动脉转位风险相关性最高，与无糖尿病相比，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大动脉转位风险增加639%有关，与左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385%有关，与右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300%有关，与孤立性房间隔缺损风险增加403%有关，与室间隔缺损风险增加250%有关，与其他间隔缺损风险增加228%有关。

与母亲体重正常相比，母亲超重与子代左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28%，母亲肥胖与复杂缺损风险增加170%、左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24%、右心室流出道梗阻风险增加31%有关。此外，母亲体重过轻与子代肺静脉异常发生风险增加575%有关。

归因分析显示，在母亲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，17.20%的子代CHD风险可归因于母亲糖尿病，在所有人口基础下，3%的子代CHD风险归因于母亲糖尿病，而母亲超重和肥胖不存在显著的归因风险。

总的来说，研究量化了母亲糖尿病和妊娠期超重或肥胖与后代CHD风险之间的关系，其中母亲患1型糖尿病与子代CHD的相关性最高，且与大多数种类的CHD风险增加有关。此外，研究还发现母亲患糖尿病和BMI与子代CHD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，这二者都是子代CHD的独立风险因素。这些结果表明，母亲患糖尿病和超重/肥胖具有不同的致畸机制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Zimmerman M S, Smith A G C, Sable C A, et al. Global, regional, and national burden of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, 1990–2017: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[J]. The Lancet Child & Adolescent Health, 2020, 4(3): 185-200.